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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陀林,拨奏弦鸣乐器,与琉特琴类似并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弦乐器。用拨子拨奏。需快速反复弹奏,以震音方式保持音响的持续,音色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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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诞辰200周年 文化复兴还是一首挽歌?(图)-搜狐滚动

时间:2012-05-17 01:40来源:未知 作者:曼陀林 点击:
“为什么我们还在读狄更斯?”《卫报》的一篇文章答道,“狄更斯的小说和戏剧,在他那个年代,就像今天的和电视一样,总是第一时间报道穷街陋巷的新闻和传闻,关乎贫穷和慈悲,而这些故事,今天仍在不断上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狄更斯不仅生活在维多利亚时

  “为什么我们还在读狄更斯?”《卫报》的一篇文章答道,“狄更斯的小说和戏剧,在他那个年代,就像今天的和电视一样,总是第一时间报道穷街陋巷的新闻和传闻,关乎贫穷和慈悲,而这些故事,今天仍在不断上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狄更斯不仅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也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狄更斯诞辰200周年

狄更斯

  今天的卡姆登大街在狄更斯诞辰200周年前夕,我走在卡姆登(Camden)大街上。正值下班的高峰期,雪花在黄昏的霓虹灯中变幻着颜色,从地铁里涌出来一张张面带倦色的脸,街两旁的商铺正忙着做打烊前的最后生意,穷人们一如往常挤在连成一片的慈善店里,仔细挑选着从回收箱里收集来的服装和生活用品。这里,仍像狄更斯的维多利亚时代一样,是中低收入阶层和穷人们聚集的地方,英国记者亨利.梅休(HenryMayhew)1840年出版的《伦敦劳工和穷人》一书中,它曾是一个恶鼠、小偷、乞丐、流浪汉以及“抹着浓妆却连一双袜子也没有的妓女”的舞台,而狄更斯就曾是这个舞台上最闪亮的一颗明星。望着街边摊档里随着打烊时分的逼近正在疯狂减价的残羹冷炙,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张12岁的小童工那饥饿而疲倦的脸

  那是1822年,狄更斯一家结束了英国南部查塔姆(Chatham)小镇牧歌般的农庄生活。为了寻求更好的生计,狄更斯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搬迁到这条街上。像所有进城的打工者一样,狄更斯的父亲为养活一家人,四处奔波,但现实却不尽人意。

  19世纪初叶的英国,正处在工业早期,2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资源贫乏,社会动荡,法制极度不健全,数以万计的人为了摆脱贫困而逃往美国和,逃无可逃的人只好拖家带口走进济贫院(workhouses)。济贫院是20世纪以前,英国为了避免穷人向其讨债,把责任推到慈善机构身上的产物。它最初由教会机构负责打理,在19世纪早期,英国有3765个济贫院,它们后来成了狄更斯小说中的20个孤儿故事的来源地。在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里,“济贫院是一个冰冷如一样的地方,凡进入济贫院的人,必须和父母分开住(如果有父母的话),父母两人亦被分开。包括儿童在内,里面的人每天要承担繁重的苦力活。”这个监狱般恶劣的,即使到了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时代,也未有很大的改善。奥威尔就曾在“枕头如石头一般坚硬,被褥又臭又脏,面包仅够填牙缝”的济贫院里待过(乔治.奥威尔:《伦敦巴黎沉浮记》)。

  为了不至于到济贫院,狄更斯的父母在卡姆登大街举债,租了一间大房子,开设了一家小学校,然而却没有一个孩子来报名学习。12岁的狄更斯为了帮补家计,在一家压榨童工的黑工厂没日没夜地工作,以至于其他孩子都以为他是被父母抛弃的孤儿。生意失败后,狄更斯的父亲被监狱,母亲和其他孩子为了有一口饭吃,只好一起陪着坐牢。狄更斯的上学梦一再破灭,他只能继续做童工,并学会了在哪里可以买到1先令的面包,哪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黄油。童工厂的那段噩梦般的记忆,像的影子一样伴随着狄更斯的一生。即使成名后的狄更斯搬离了卡姆登,住进中产阶级聚集的罗素广场(RussellSquare)大街,他仍常常回到这里。

  “童工厂的经验,多少使他患上了某种程度的症,令他一刻也不能休息,他不是伏案写作,就是拿着笔记本走在卡姆登大街上,记录那些廉价商品的价格,或为形形色色的穷人、小贩以及恶房东们刻画群像。”在狄更斯博物馆每周三举办的“狄更斯阅读会”上,一位狄更斯研究学者说。

  这段往事,被BBC制作成一套以真人演绎的纪录片,在狄更斯200周年诞辰纪念的一系列节目中,每天有超过百万人在电视、Youtube或者BBCipayer上收看。

  备受争议的狄更斯

  在卡姆登的一家古董店里,我惊讶地发现了一排维多利亚时代平民的旧服装:艳丽的花色,粗糙的棉布,并不细致的针脚。记得BBC一位女主持人,在最近一档讲述狄更斯私人生活的节目中,曾穿着狄更斯出名后最喜欢的服装出场:“白色衬衫,红色中国丝绸马甲,绿色领带”这种充满了圣诞节喜庆色彩的搭配,到了贵族出身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口中,也许会被刻薄地描述为“cheesy”(俗气)吧?她虽然没有像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那样将狄更斯为“最肤浅自大的小说家”,却也强烈地表示过对狄更斯的不屑“像一样骇人听闻、狗血煽情和难以置信”。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狄更斯。

  乔治.奥威尔就认为狄更斯的作品略显简单。他在1940年出版的散文集《鲸鱼内部》中这样评价狄更斯:他厌恶贵族,这一阶层极少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作品曾因“缺乏描述绅士的能力”而被;他显然也不喜欢资产阶级,但却没能找到最有力的武器他们。对于这多少有些狭窄的价值观的形成,奥威尔又解释道,狄更斯来源于英国的清阶层,他们大部分是或的地主和农民,这一阶层在工业的早期阶段逐渐被城市化,随后发展为视个人成功为个人奋斗的结果的城市中低阶层。这一阶层直到今天仍在英国人口中占据着相当的比例,但这个阶层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则一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对的和作用始终半信半疑。对于奥威尔的判断,我身边不少艺术家朋友也表示认同,狄更斯虽然着重描写乞丐和孤儿、小偷和妓女这些穷人的生活,但穷人的梦想则更多地是一种“过个体面的圣诞节”的中产阶级梦想,作为穷人代言人的他,因此并没有能够超出中低阶层的价值观。

  对狄更斯的质疑,似乎更多来自女性主义者。在BBC“女人时间”的栏目“狄更斯和他的女人们”中,珍妮.哈特利(JennyHartley),这位罗汉普顿大学文学教授,就带着典型的英国女知识的口吻,遗憾地说:“某种程度上,狄更斯确实无法超越他的时代,比如他那隐藏的性别歧视倾向。”英国作家贝奇霍佛尔.罗伯茨(BechhoferRoberts)就曾在《盲目》(ThisSideIdolatry)里影射狄更斯总是不断地与小姨子们有染,以及如何在中年发迹之后抛弃为他生了10个孩子、共同生活了21年的结发之妻,爱上比自己小27岁的18岁女演员,并让她诞下私生子在英国女作家米瑞安.玛格莱斯(MiriamMargolyes)和索尼娅.弗雷泽(SoniaFraser)合作出版的《狄更斯的女人》(DickensWomen)中,狄更斯显然被放置在一具象征着男权的棺木里:“他女人是家里的,应该把一生贡献给厨房、家务和孩子的尿布。但是他在获得这一切后,又把她们地抛弃了。”传记作家克莱尔.托马琳(ClaireTomalin)在她那1990年代的畅销书《看不见的女人》(TheInvisibleWoman)中,也大胆揭露了狄更斯和小情人奈莉.特曼(NellyTernan)之间的悲情故事,讲述后者怎样从一个诡异、诙谐、桀骜不驯的“洛丽塔”,逐渐沦为狄更斯的“新家庭主妇”,并指出,正是因为他的做派,酿造了又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悲剧”。英国影星拉尔夫.费恩斯已将《看不见的女人》改编成电影,预计2012年年底公映。

  为什么今天人们仍在读狄更斯?

  尽管如此,喜欢狄更斯的读者仍大有人在。仅仅在卡姆登区域的几家书店,例如WaterstonesBooksellers书店、PrimroseHill书店和英国图书馆书店,我就看到被放置在显赫位置的“狄更斯专柜”。这些书一版再版,现在被包装成印刷精美的畅销书的样子。在Marylebone地铁口的WHSmith书店里,我问一位看上去30岁出头的店员,狄更斯的书还畅销吗?他说:“以前一般,但最近正好赶上他诞辰200周年,借此大做文章,所以买的人比前几年翻了几倍。”为了验证他的话,我随后查阅了资料,在专事讨论畅销书的buzzle网站上,狄更斯的《双城记》仍保持着惊人的销量仅次于排在第1位的《圣经》,而《哈利.波特》则被排到了第9位。

  “让爱始于家,让指向社会”(Charitybeginsathome,andjusticebeginsnextdoor)是狄更斯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不管在他的私人生活中是否履行了他的承诺,他一生共创作长篇小说13部半(其中多数是近百万字的大部头作品),中篇小说20余部,短篇小说数百篇,特写集一部,长篇游记两部,《儿童英国史》一部,以及大量词、书信、散文、杂诗,一直以来被英国和看作“穷人的代言人”,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切斯特顿(G.K.Chesterton),20世纪早期的文学评论家,曾担心狄更斯会被追求新潮的出版界遗忘,在1906年发表于纽约的一篇评论中他疾呼:“千万不要让那些自以为是的之论和所谓的知识的审慎,将狄更斯珍贵的文学遗产打入冷宫。”美国评论家麦肯齐.卡朋特(MackenzieCarpenter)也因年轻一代不再读大部头的书,在《邮报》上发表文章表达其内心的忧虑:“狄更斯诞辰200周年纪念,是一种文化复兴,还是一首挽歌?”

  然而从这段时间英国文化界掀起的“狄更斯热”来看,切斯特顿的担忧似乎没有必要。狄更斯显然并没有被今天新一代的英国文学评论家遗忘。弗莱德.伯格(FredW.Boege)赞美道:“狄更斯无疑是像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伟大的作家”;瓦雷塞(JonMichaelVarese)去年圣诞前夕在《卫报》上发表文章说:“狄更斯善于将那些最具有普遍性的主题,融入一丝不苟的、的细节描述之中。”英国著名女记者、观察报和BBC的名嘴安尼塔.塞西(AnitaSethi)在她为狄更斯诞辰200周年撰写的《狄更斯礼赞》中写道:“针对布克(TheBookerPrize)的主评委斯特拉.里明顿(StellaRimington)所提出的文学作品的好坏和其易读性有关这一问题,狄更斯的作品会跳出来提醒我们,这只是一个虚幻的分割法,他的作品就非常易读,但是却仍充满了文学重量,好的作品就应该像他的作品那样跨越这种分割,传达出一种普遍性。”

  英国人借狄更斯?

  2012年2月7日,狄更斯生日当天,我到狄更斯博物馆参加他的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虽然天气寒冷,来的人却不少。博物馆是一栋夹在普通民宅之间,由狄更斯成名后在罗素广场大街的宅邸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除了将前会客厅改为专卖纪念品的商店,并在后院加设了一家小咖啡厅外,整栋建筑和其内部设施基本上保持原貌。暗红色的印花地毯,脚踏钢琴和装饰略显繁琐的玻璃花瓶,洛可可风格的半扶手沙发,原木椅子规整而对称地摆放着,壁橱里整齐地摆放着碗碟和显示主人小趣味的装饰物一切都显露着一股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品位,似乎相当符合奥威尔对狄更斯的判断。

  为了招待来宾,博物馆特意做了免费的巧克力蛋糕。咖啡厅里,两位侍应穿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服装,为这一纪念日助兴。我和一位来宾交谈起来,谈到最近的“狄更斯热”,他说,显然,是在借狄更斯嘛!

  想想他的话,确实有道理。200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童工厂和济贫院已经被废除,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更进入了一个高福利社会,住房津贴、失业津贴、残疾津贴和国民医疗保险,曾一度让穷人们也能拥有圣诞夜的烟花和火鸡,狄更斯笔下那些衣衫褴褛的孤儿和乞丐曾一度消失。但是,这个高福利高社会保障的美梦到今天却被的现实粉碎了,人们发出“我们到底身处荒凉山庄还是远大前程的悲叹。去年圣诞前,关于狄更斯的文章就开始陆续占据大刊的文化版头条。平安前夜,发表在《旗帜晚报》的头版文章以“对于狄更斯的圣诞憧憬,我们心怀”为题写道:“街头,无暇顾及,银行家们的一如既往丝毫不改,100万英国青年失业,这真是庆祝狄更斯诞辰200周年的大好时光!”狄更斯的传记作者西蒙.卡洛(SimonCallow)则抱怨:“如果狄更斯仍活着,他一定正在忙着采集伦敦地铁公司和国民医疗保险机构的丑闻。”“为什么我们还在读狄更斯?”《卫报》的一篇文章答道,“狄更斯的小说和戏剧,在他那个年代,就像今天的和电视一样,总是第一时间报道穷街陋巷的新闻和传闻,关乎贫穷和慈悲,而这些故事,今天仍在不断上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狄更斯不仅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也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众所周知,英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冰霜期,高福利制度正随着大力消减福利补贴和公共部门开支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戈登.布朗(GordonBrown)已经发布了银行崩溃的警告。虽然狄更斯笔下的贫民窟似乎不像当年那样随处可见,但据英国会计协会统计,2009-2010年,英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7.1%,比起19世纪末的25%并没有少多少。在19世纪,超过90%的城市人口住在狄更斯所描述的“充满了恶房东的”私人出租屋里。上世纪90年代,因为修建了大量廉租房,租私房的人下降到9%,但最近5年,这个数字却飙升到了40%。《都市报》在2012年初预计,对于狄更斯笔下的中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要节衣缩食,每年攒上1000英镑,20年后才有可能付清一套两居室公寓的首期。过去,当人们读着狄更斯的《圣诞颂歌》(AChristmasCarol),也许不用担心小提姆(TinyTim,《圣诞颂歌》里流浪街头的残疾小孩)的拐杖上的刮痕,会影响克拉契(BobCratchit,《圣诞颂歌》里总是待的小职员)的购房计划,但现在这个蝴蝶效应似乎已经传遍整个英伦。

  就在今年2月,英国教育部长尼克.吉普(NickGibb)说:“文盲问题仍像狄更斯时代一样,沉重地打击着英国社会最底层的人。”比利.查尔迪斯(Billychildish),英国当代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就故意以错误的语法和拼写来表达这群“最底层的人”的。他的诗歌中写道:“这个的男人,直到35岁前还没有穿过一双不是在慈善店买的旧鞋子。”他住在狄更斯曾度过童年的小镇查塔姆,但是那里已经不再是狄更斯传记中所描述的充满田园诗意的桃花源。我曾去过这个被查尔迪斯描述为“丑陋的、死气沉沉”的小镇。查尔迪斯在这里度过了15年靠救济金的生活。在他的自传体小说《赤裸的青春》里,他描述道:“这是一种在寒冬的夜晚睡在满是破洞的睡袋里,第二天一早还得应付恶房东的生活。”

  查塔姆小镇的白天冷冷清清,到了夜晚则满是醉醺醺、随地的年轻人。朋友告诉我,他们是1990年代在廉租房中长大的孩子,由于他们的父母长期依赖为失业人士提供的住房津贴和失业津贴,他们自出生起就目睹大人们那无所事事毫无希望的生活,所以缺乏斗志。他们在15岁以后就不得不辍学,一部分原因也许出于自暴自弃,更主要的原因是付不起学费,尤其是2011年以后急剧上涨的学费。因为教育程度低下,自然找不到工作,就逐渐形成了100万青少年失业大军。在2011年削减福利资金的政策颁布后,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到当地的“就业扶助中心”报到,但是从就业扶助中心那里,他们并没有得到比清扫大街、洗车或是在麦当劳卖汉堡包更理想的工作。就算是这些纯体力、重复、毫无创新、被奥威尔在《巴黎伦敦沉浮录》里为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机制里像螺丝钉一样的工作,也并不见得就能得到。

  1865年,英国啤酒的销量是15.5百万加仑。自2000年起,英国每年人均饮酒量为26.8升,这个数字是1876年狄更斯时代的10倍。2011年,15%的英国人变成了酒鬼虽然狄更斯好酒,假如他能听到这个消息,也未必笑得出来。

  这些失望曼陀林的年轻人,或者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或者在街头打架滋事。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青少年街头打斗虽然盛行,但是死亡率并不高。而根据警方报道,仅2007年,伦敦本地就有169起街头打斗事件,其中四分之一涉及。参与打斗的青少年们,被称为“现代版雾都孤儿”。狄更斯博物馆馆长亚历克斯.沃纳(AlexWerner)说:“当狄更斯辍学,在童工厂里做苦力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几乎就要成为这些街头烂仔的一员了。这是为什么他在成名后,为贫民儿童免费学校大力宣传,甚至私下帮助那些小擦鞋匠、流浪儿,使他们能够获得一线生机的主要原因。”安尼塔.塞西则说:“每次我回到曼切斯特,都会想起狄更斯,对我来说,曼切斯特这座混乱的工业城市的避难所之一,就是狄更斯在1852年修建的免费公共图书馆。”

  有的人却认为慈善不见得可以改善这种状况,这让在狄更斯时代被称为“”的行为在今天却受到了质疑。自2011年秋季以来,我几乎每天打开BBC4台,都会听到关于“福利制度”的激烈争论,反对者如大卫.卡梅伦,认为人们应该多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不要老想着靠福利支持。白金汉大学博士、研究狄更斯的学者约翰.德鲁(JohnDrew)则说:“在《荒凉山庄》中,杰里比(Jellyby)夫人把她所有的钱都捐献给了非洲,却丝毫没有考虑她那11个孩子。狄更斯也是这样的人,他和当时一家银行业的继承人安吉拉.伯纳黛特(AngelaBernadette)女士一起,创建贫民儿童免费学校,并为他们提供干净的宿舍。”

  狄更斯时代才是一个相对健全的时代?

  从狄更斯博物馆出来,我拿着供游客使用的《狄更斯带你游伦敦》的地图,沿着他当年的足迹,朝泰晤士河边走去。在满大街的游客和疯狂的促销中,我试图通过狄更斯作品早期版本的插图,遥想150年前的街景。那时的街道是怎样的呢?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在查塔姆小镇的一个叫“狄更斯乐园”的游乐园里,我曾见到过的景象。乐园设计者通过蜡像和微型建筑,构筑了一派热闹沸腾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娱乐画面:那是一个以街头剧场为中心,伴随着扑克赌博游戏,吹拉弹奏的民歌,马戏团的表演,魔术、哑剧和各种几乎已经失传的街头杂耍艺术的画面。人们在大街上彻夜狂欢着,偶尔会有被噪音吵得受不了的人,从二楼窗口冷不防泼下一盆水来。类似这样的画面,我在一部叫《天堂的孩子们》(lesEnntsduparadis)的早期法国电影中曾看到过,但是现在已不复存在了。

  我边走边留意着沿途的几家大戏院,戏院门口虽然还挂着大幅海报,但几乎都只是像《》或《摇滚年代》那样的保留剧目。

  我想起最近刊登在《Shortlist》上的一篇文章,安妮.佩利(AnnePerry),以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为背景的侦探小说家,在文中感叹道:“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我们曾有过一个戏剧的黄金时代,我们有过王尔德、萧伯纳、吉尔伯特和沙利文,还有来自挪威的易卜生,那位曾经以其戏剧道出女性需要丈夫和家庭之外的生活的大剧作家。那个时代,就连普通的家庭聚会,都会有一两个擅长乐器的能手,拉手风琴或弹曼陀林,甚至演奏钢琴为一大家子人助兴。即使在那段狄更斯全家举债为生的岁月里,狄更斯的姐姐仍孜孜不倦地着钢琴,她后来进入了皇家音乐学院深造。有钱人也同样热爱着戏剧,他们定期在家里举办宴会,邀请音乐家、戏剧家以及演员们上门表演。在1868年,皇家管弦乐团就曾亲眼目睹两位音乐人,阿瑟.劳埃德(ArthurLloyd)和乔利.纳什(JollyNash),私下为威尔士亲王表演。”

  据说狄更斯本人更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让自己的剧本搬上舞台的机会。他不但写剧本,创作歌词,自己也参演,并经营着剧院。《圣诞颂歌》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仍是舞台剧的常备节目,这盛况不单只在伦敦,也波及到了纽约。在纽约,仅麦迪逊广场花园一家剧院,自1994年9月开业以来,就有超过200万观众观看了《圣诞颂歌》。狄更斯的另外两出名剧《钟声》(TheChimes)和《炉边的蟋蟀》(TheCricketontheHearth)也曾一度辉煌过。

  在一个叫“最好的时光,狄更斯和他的戏剧”的展览中,观众们可以欣赏到当时的戏票、狄更斯和演员们的海报,感受到戏剧曾带给人们的非凡体验。而今天,据统计,在英国,仅有23%的人在晚上会离开家中的电视屏幕,其中18%在购物,只有2%在看戏剧和音乐演出。安妮.佩利说:“在狄更斯时代,人们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电子游戏。所以只单纯地想象这个画面,今天的英国,人们每天平均花4小时18分钟看电视,就不难得出也许维多利亚时代才是一个在文化娱乐上相对健全的时代一类悲哀的结论。”

  还好,今天我们还有电影。我带着一丝欣慰走进位于泰晤士河边的英国电影协会。这里正举办着“狄更斯电影回顾展”。拜影视公司对于狄更斯作品通俗性的热爱所赐,目前就已有53部以狄更斯的戏剧剧本和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更是不断推陈出新。虽然在专业影评人眼里,大部分关于狄更斯作品的改编电影都只停留在好莱坞的水准,但这对于只读微博和cebook的年轻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良性的文学普及教育,也许正是因为电影,可能会为狄更斯赢得cebook上的几十万名粉丝。

  坐在供观众休息的咖啡厅里,我翻看着狄更斯电影回顾展的画册,望着封面上印着的狄更斯肖像,不禁想起奥威尔《论狄更斯》一文中的话:“我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所见到的狄更斯的那张脸,和照片里的狄更斯的脸,不太相同。这是一张大约年近四十的男人的脸,红润的面颊上点缀着一小撮山羊胡,他总在笑着,他的笑容里没有得意,也没有恶意,有的只是,这是一张总是在着什么的男人的脸,他贸然,携带着无畏的。也许可以这样说,这是一张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的机智的脸,是一张在所有发臭的正统思想中冒出来的,带着的,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战斗着的脸对于狄更斯来说,英国社会就像一头大象,需要一根手杖在令人可喜的鞭打中前行。”来源外滩画报)

(责任编辑:曼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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